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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党史人物研究会也遇到了新问题:一是什么标准入传。革命烈士和革命前辈千千万万,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值得弘扬和光大,究竟选谁先入传?选谁进“全国党史人物传”(一些省市县也分别搞当地的),是个颇费心思的问题。以职级、资历为标准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有一些著名的烈士和英模人物,职级不高,入党时间不早,甚至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一直献身革命事业事迹十分突出,怎么办?比如恽代英烈士,他最高的职务是中宣部秘书长,而他的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曾经请示上级组织部门,并请示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总政等,都没有明确的回复;那时中宣部还没有推出“双百人物”,军委还未确定36个军事家。我们只能参照历年宣传的惯例和实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时中央对不同时期离休干部待遇方面的一些规定,并尽可能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把党史分作若干时期、若干根据地、若干方面军、若干条线,就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理论宣传、隐蔽战线等方面的人物分别进行排列、比较,然后征求妇联、工会、安全部、外交部、军科等部门研究室(所)的意见,确定哪些人物立即列入计划组织编写,哪些从缓,哪些建议列入地方党史人物传。好在编写党史人物传是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方面的失误或不当随时可以纠正。二是如何排除干扰,秉笔直书,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进入新时期后,退下来的老同志成了党史工作的生力军和最重要的党史资料征集对象,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借机申诉翻历史旧账的问题。有些回忆突出自己、贬低别人;有的子女出钱为自己的父辈写传,有意混淆一些已经十分清楚的历史结论。有位陕北籍的老同志,也是中顾委的委员,他对涉及陕北肃反问题的好几篇传记的写法不满意。他直接找我谈了多次,又动员几位当年和他一起闹革命的老同志,以及一位在中央党史部门工作的同志(其父亲当年也是此事的参与者),找我谈陕北肃反错误中的是与非。他们可能以为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呢,但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早就听过去一起工作或熟识的马文瑞、吴岱峰、白栋材、杨和亭等同志介绍过,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组部甄别平反工作中我也接触过一些相关档案。我让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来的秘书蒋建农找来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五个历史文件看,并上门请教两次受中央委托参与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王首道同志。结果证明那位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意见是不确切的。于是,我要求负责审稿的同志严格按照中央的结论把握审稿标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志都遇到过一些。三是因为党史人物会毕竟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每个传记的作者多数不是被其单位指定的或承担的是其单位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他们在经费、时间、查阅档案、调研采访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确定的编写计划涉及某些省某些部门,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人物会日常的挂靠单位、社团管理、办公地点、出版物的印刷、审稿等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对于我来讲,已经有好多年不大接触这些具体事情了,但我深受人物会那些高校老师和其他学者的艰苦奉献精神所感动,所以我不畏烦琐,尽可能地为他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那个时候,研究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只拨给研究会2000元的经费,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我记得1992年二三月间,党史人物研究会借用一所学校的教室开了第二次理事会。会后,大家在学校食堂吃了顿很简单朴素的大锅饭。张罗会议的同志对我说: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开会,委屈您了。我说:我们缺乏经费,委屈的是学者们。为了维持编审出版和日常活动的经费开支,我找了武汉的邓斌、周垂远同志捐助了一部分基金,想尽办法,基本维持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出版费用。

与此同时,蚂蚁金服亦在拓展国际市场,打算使用本轮融资中的收益进一步进行国际扩张。公司最近收购了几家亚洲金融机构的股份,其中包括孟加拉国的资金转账服务bKash和巴基斯坦的Telenor Microfinance Bank。蚂蚁金服最终目的在于为本地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比如移动支付等。目前,蚂蚁金服已经在香港市场实现这一愿景。在香港,公司已经尝试推出本地版本的支付宝。而在美国市场上,公司最近遭受了不小挫折。出于对中国公司可能获取美国消费者数据的国家安全担忧,蚂蚁金服未能以12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达拉斯的转账公司Moneygram。

1979年3月,全国18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集中到郑州开会,决定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为杰出的革命烈士、革命活动家和英雄模范树碑立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5月,经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12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为会长,著名党史专家李新、胡华为副会长,陈志凌为秘书长。

根据征文活动组委会的要求,征文办公室对这些稿件进行了分类编辑,陆续向《人物》《博览群书》《中华老年报》《发展导报》等报刊提供,择优发表。《作家文摘》《北京青年报》《中华英才画报》《北京广播电视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也向征文办公室索稿或转载有关文章。截至1993年12月底,各类报刊共发表“毛泽东与我”征文94篇次。在此基础上,征文办公室按照征文组委会制定的标准与要求,编辑成《毛泽东与我》丛书一套,共6册,140万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第一版印刷5000套,不到两个月即被订购一空。征文组委会还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9集电视系列片《情系毛泽东》,该片除在北京电视台黄金时间两次播映外,全国有21家省级电视台购置了播映权,中央电化教育馆音像出版社还向全国出版发行该片的录像带。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分10次选播优秀征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则邀请征文办公室同志参加“我们向毛泽东学什么百人热线大讨论”。

2017年11月,厦门市金融办曾在其官网发布《关于网贷机构备案公示的通知》,通知中公示了5家拟备案企业,成立一个多月尚未展业的京东旭航占据一席。2017年12月,互金整治办下发的《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下称57号文),首次明确表示2016年8月24日之后设立的网贷机构,在本次专项整治期间,原则上不予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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